揭秘一国党党魁韩森：如何用智能屏幕和社交媒体，兜售不真实的历史与幻想（组图）

从黑白电视到如今无处不在的智能屏幕，媒介的演变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文化，也在悄然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而在澳洲政坛，一国党党魁韩森正深陷这场由“小屏幕”引发的政治风暴中。

回想起我11岁第一次“看”电视的经历，现在看来多少有些令人提笑皆非。当时，我们那富裕的牧场主邻居炫耀地打开新买的电视，屏幕上闪烁着一片旋转的、幽灵般的微光。我盯着那神秘的波纹，屏住呼吸惊呼：“哇，是一部水下电影！”

父母急忙示意我闭嘴，但为时已晚。邻居尴尬地拧着那个仿桃花心木外壳上的旋钮，试图调整信号，但那些被我误认为“深海奇观”的电子雪花依然顽固地闪烁着。

当时，距离我们最近的发射塔在Ballarat，相隔近200公里之遥。那是1962年，也是当地BTV6电视台开播的第一年。在那个年代，即便竖起最高的天线，想要清晰接收画面也只是奢望。

此后即使信号有所好转，我们家也始终没有买电视，这让我耿耿于怀。作为替代，父母分期付款买了一套多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这套书在书架上束之高阁多年，鲜有人翻阅。而被剥夺了电视娱乐的我，只能整天和伙伴们骑车、骑马、搭树屋、冲浪，四处闲逛。

直到我前往寄宿学校求学，家里依然没有装电视。我记忆中第一个真正的电视瞬间，是1969年7月21日。那天，全校学生排队进入礼堂，共同见证了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我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本她写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记。在其中几页里，她极其痛苦地纠结于是否要在家里安装电视。

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电视对家庭生活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她看来，一旦有了电视，晚间的家庭交流必将枯竭。晚餐是母亲最看重的仪式，被称为“茶点”时间。那本该是一顿悠闲享用三道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探讨天下大事的温馨时光。而电视可能会让这一切变成一场在无聊节目开播前、狼吞虎咽的“抢时间竞赛”。

更让母亲难以忍受的是，她听说有人甚至会把饭菜放在大腿上，边盯着角落里的屏幕边吃。此外，她担心电视会剥夺孩子们阅读的乐趣，毕竟书籍和文字才是她的挚爱。

然而，历史的洪流无可阻挡。电视就如同当年的无线电广播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全澳千家万户的客厅，并彻底重塑了多元文化。

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澳洲人向来走在世界前列。1975年彩电面世时，日本三洋公司（Sanyo）甚至在蓬勃发展的重镇Albury-Wodonga建立了一家全新的电视机制造厂。

1978年，位于Wodonga的三洋工厂。

然而，到了1978年初，该工厂就有半数员工遭到裁员，这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究其原因，是当时有彩电购买意向的人基本都已经入手了。

事实上，截至1978年，大城市中约70%的澳洲家庭都已自掏腰包1000至1500澳元（相当于如今的8000至1万多澳元），只为享受彩电带来的视觉盛宴。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对比今天人们对屏幕的成瘾式依赖。如今的屏幕所承载的内容，早已超出了早期那种晚间新闻、智力竞赛、粗制滥造的喜剧和午夜测试图的范畴。

正如传统媒体高管们所哀叹的那样，观众正在流失，我们不再死守传统的电视节目和新闻广播，而是把屏幕留给了体育赛事和层出不穷的“真人秀”。这完美印证了安迪·沃霍尔在1967年的著名预言——“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

随着屏幕越变越小，它们也变得越来越智能。在人工智能（AI）的加持下，这些“小屏幕”如今如同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电幕”一般，无处不在，永不熄灭。

多项研究表明，在全澳2800万人口中，目前约有2400万人正在使用智能手机。而这很可能还是个保守估计，因为全澳的移动网络连接数已超过3400万个。

从社交媒体、短视频，到网购、游戏以及在TikTok和Instagram上的“无尽刷屏”，智能手机带来的诱惑如此之大，足以令任何催眠师自愧弗如。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经历过“无网时代”并热衷于批评手机成瘾的老一代人来说，这种说教虽然诱人，却犹如用玩具铲试图阻挡汹涌的海啸，注定徒劳无功，就像我母亲当年反对电视机一样无济于事。

不可否认，智能手机及其应用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获取即时资讯、在线银行理财、数字化医疗、天涯若比邻的即时通讯，一切皆在掌握。

所幸的是，澳洲政府至少在努力尝试限制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的伤害，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禁令。在此只能祝他们好运了。

与此同时，这种数字时代也催生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全新物种：网红。

而在政界，一国党党魁韩森——你可以视其为极具远见的“先知”，或是兜售幻觉的“伪先知”——正娴熟地利用各种屏幕媒介，大肆鼓吹澳洲需要回到那个她所虚构出来的、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过去。

她宣称澳洲必须重归“单一文化”，同时对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等议题进行狂轰滥炸。

那么，她是如何让自己的政治宣传声量最大化的？

答案是她对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堪称劳模般的使用。从拥有1000万粉丝的Facebook，到Instagram、TikTok、X和YouTube，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韩森及其首席策略师James Ashby显然深谙特朗普的政治套路。特朗普正是以在自创的“真实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进行深夜狂欢式发帖而闻名。尽管那个平台既不怎么“真实”，也谈不上多么“社交”，但对于他成千上万的忠实信徒来说，这根本无伤大雅。

和特朗普一样，韩森通过社交媒体成功绕过了传统的主流媒体，将政治触角直接伸向个体屏幕。这不仅能帮助她募集大量资金、精准传播政治理念，还完美避开了那些爱刨根问底、执着于事实核查的记者的围剿。

例如，在韩森首次在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完演讲后，其团队便以惊人的速度，将传统电视直播画面剪辑成极具煽动性的短视频片段，火速上传至YouTube。而此时，传统媒体的事实核查人员甚至还没来得及对她的言论进行严谨的核实。

此外，她还推出了一系列名为《请解释》（Please Explain）的政治讽刺动画——这堪称是极右翼版的《南方公园》（South Park）。该系列被指控以讽刺为挡箭牌，大肆散布虚假信息。2022年，澳洲选举委员会（AEC）曾紧急敦促TikTok和Instagram下架其中一集短剧。该剧公然将联邦总理艾博年和外长黄英贤的卡通形象描绘成纵容选举欺诈的政客，并极其讽刺地宣称“要求出示身份证投票就是种族主义”。

这种极具“特朗普风格”的舆论操纵手段并非孤例。

近来，一些来源不明的AI生成内容在海外平台病毒式传播。虽然一国党极力否认，且创作者难以追踪，但这些视频和帖子伪造了韩森在澳洲广播公司（ABC）王牌节目《7.30》中把总理艾博年驳得体无完肤的虚假画面。这些移花接木的内容被大批兴奋的Facebook用户在各个屏幕间疯狂转发，仿佛这历史性的一幕真实发生过一样。

这些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支持声浪，究竟是真实的民意流露，还是AI驱动的“僵尸粉/机器人水军”在暗中推波助澜？这一一直备受争议。

然而，正如《澳洲金融评论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警示的那样，真正让主流传统政党感到不安的是：“在澳洲Facebook的信息战中，许多反复发表政治言论的用户虽然发帖习惯和画风极像水军机器人，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数都是活生生的真人。”

换言之，韩森身后那些在Facebook上发布复读机般言论、声势浩大的支持者大军，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选民。

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这群选民或许终将对韩森口中“单一文化”的澳洲梦感到幻灭。因为自大英帝国“第一舰队”抵达这片土地的那天起，澳洲就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文化国家。

其实，韩森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她的第一任丈夫Walter Zagorski作为战后难民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波兰来到澳洲。韩森15岁时与他相遇，16岁便结为连理。讽刺的是，她这位前夫恰恰是奠定了现代澳洲多元文化底色的战后移民潮中的一员。

韩森所谓的“单一文化”构想，核心似乎是要将穆斯林群体排除在澳洲社会之外。多年前，她在出售自己位于昆州Scenic Rim地区Coleyville的一处风景如画的乡间度假屋时就明确叫嚣：绝不卖给穆斯林。不过，这栋房子最后并未成功脱手。

追溯到1962年，也就是我误以为在电视上看到“水下探险”的年份，当时的澳洲主流文化无论在时尚、音乐、还是影院文化方面，早就已经高度“美国化”了；正如二战前它曾深深烙上“英国化”的印记一样。

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个更大、更繁复的世界开始闯入千万家的客厅。如今，随着屏幕日益微型化，每一种亚文化、每一个所谓的政治网红和漏洞百出的政治理论，都在这方寸屏幕中粉墨登场。

我想起我那一生热爱文字、对屏幕充满警惕的母亲。她或许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单一文化”（Monoculture）这个词，在科学上最初的定义，不过是在同一块土地里只播种一种作物的农业种植法罢了。

至于政客嘴里美化出来的“单一文化”——除了多了一堆政治废话以外，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