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MG前CEO因丑闻辞职，仍拿$170万！参议员施压董事长，要求后者下台（图）

不到一个月前，毕马威（KPMG）澳洲分公司还在LinkedIn上大肆宣扬自己如何“以诚信为核心”，热热闹闹地庆祝“全球价值观周”。

然而没过几天，首席执行官Andrew Yates就因审计部门的不当行为宣布辞职。一个权力强大的议会委员会随即发起调查，客户和员工争先恐后地出走。

这家澳洲最大企业之一究竟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周五的听证会给出了答案。而更令人失望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毕马威高层似乎仍未意识到自身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毕马威主席Martin Sheppard：参议员们已呼吁他辞职。图片来源：Getty

道歉只是点缀，辩解才是主旋律

Yates在听证会上起身向举报人道歉，承认自己已经辞职，也承认本可以更好地处理这场危机。

但这仅是他全部证词中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论调仍是坚称公司内部调查一塌糊涂，对受影响客户的沟通严重不足。

他甚至公开力挺主席Martin Sheppard——而就在几小时前，参议员们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称Sheppard的证词糟糕透顶，必须走人。

Yates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害群之马”。他承认，在离职通知期内将获得170万澳元的薪酬，但话锋一转，称这一连串事件对他而言仍是“代价沉重”。

他本可以解释，为何自己关于不当行为的部分言论与近期媒体报道相互矛盾——只不过他自辞职后便再没看过新闻。

对于那些希望毕马威痛定思痛、真正重建信任的客户和员工而言，Yates的离去至少带来一丝安慰。

主席作证，问题更加触目惊心

然而，紧接着登场作证的，是在整个举报人事件中奇迹般仍稳坐董事会主席之位的Sheppard。

面对质询，他承认，Westpac审计委员会主席Peter“确实”曾在他家留宿——而彼时，毕马威正在争取一份价值3200万澳元的审计合同。

但他认为此举并无不妥：“Peter是我相交甚久的朋友，我不认为有任何廉洁措施被违反。”

这不禁让人想问：他是否遗漏了企业合规培训中那节关于“利益冲突既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被视为存在的”内容？

更令人警觉的是，听证会上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事实——毕马威的道德罗盘，更多是由外部压力而非公司内部的自我约束来驱动的。这一点早有迹可循：该公司只有在独立董事介入后，才启动了对举报人指控的第三次调查。

“无法承诺”保护举报人

参议员Paul Scarr详细阐述了举报人所付出的“惨痛个人代价、精神代价与职业生涯代价”，并追问毕马威是否愿意承诺，现在就给予他们在《公司法》约束下本应享有的保护。

答案是：不会。

Sheppard表示自己“想”这样做，却无法给出一个“不合适的”承诺。他说举报人制度存在“复杂性”，并称自己“希望它能全面适用于合伙制企业”，但现实并非如此。

当然，毕马威完全可以主动向举报人提供更多保护，而无需等到法律强制要求。例如，为举报人提供获取独立法律意见的机会——该公司曾将这一机会给予出席委员会的前高管，却没有给举报人。

参议员Deborah O'Neill指出，合伙制架构令问责愈发困难。Sheppard对此的回应如出一辙：他承认问题存在，却表示公司是否应转而受《公司法》管辖，并非由他说了算。

然而讽刺的是，他是董事会主席，担任合伙人数十年。他或许无法通过立法将毕马威纳入《公司法》管辖，但完全可以着手清理公司内部治理，使其更贴近《公司法》的精神。

显然，在毕马威，纯粹出于道德考量、而非法律要求去做一件事，是“不合宜的”。

文件之争：拖到最后一刻才让步

这种心态在文件争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毕马威一再坚称，相关文件受法律特权保护，拒绝提交委员会。该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均不认同这一决定，参议员们同样强烈反对。

直到周五下午5点30分，经历了数天的媒体批评、参议院就权力边界获得专项法律意见，以及长达9小时的严酷听证之后，该公司才终于让步，同意交出文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非毕马威雇员的证人所展现出的态度。

Lendlease董事长John Gillam对毕马威“背信弃义”之举的清醒愤怒，充分说明了企业界对此事的严肃立场。前董事Mike Baird则坦言，自己对这一事件感到“强烈的个人愤怒”，并表达了独立董事们保护好举报人的坚定决心。

Sheppard早些时候曾说，在是否主张特权的问题上，他“备受煎熬”。若他当初能直接选择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先盘算法律给了他哪些选项，或许一切都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