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砸近$9亿税金却坚决保密？艾博年政府陷离岸拘留“黑箱”丑闻（图）

本周，参议院法律与宪法事务委员会原定发布其关于澳洲离岸处理与重新安置安排的调查报告，重点涉及与瑙鲁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相关协议。

此次调查的职权范围措辞宽泛，理论上允许进行更广泛的审查。但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审查2022年以来授予私营公司的大额合同——这些公司负责在瑙鲁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医疗与安保服务。

问题的焦点在于：相关合同及当地分包合同是否经过尽职调查？公款究竟流向何处？其目的又是什么？

然而，委员会再度推迟了报告发布，新的时间定为7月2日。在逾百份书面提交材料和上月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中，委员会的工作显然受到了重重阻碍——政府屡屡援引公共利益豁免、竭力捍卫保密立场，其不透明程度与饱受批评的前任政府相比，并无二致。

澳洲在瑙鲁的离岸移民拘留设施。图片来源：Asylum Seeker Resource Centre

谅解备忘录从未公开

去年8月，艾博年政府与瑙鲁政府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涉及转移所谓的NZYQ群体——约350名非公民，其签证通常因被判犯有严重罪行而遭撤销，但服刑期满后，高等法院裁定对其实施违宪的无限期羁押。迄今为止，该群体中仅有8人被转移至瑙鲁。

这份备忘录几乎从未公之于众。尽管参议院委员会和媒体多次提出披露请求，具体细节至今仍未公开。相比之下，历届政府过去至少曾发布过经过编辑的谅解备忘录版本。

对于拒绝披露的立场，澳洲政府援引了公共利益豁免——这一豁免可由政府单方面行使。由于豁免的有效性缺乏独立审查机制，政府只需列举其中一项理由，便可名正言顺地维持保密。

过去一年间，联邦政府在离岸处理问题上至少十余次动用了这项豁免，援引的理由涵盖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商业利益保护等，措辞模糊，难以核实。

律师理事会：基本问题悬而未决

Law Council of Australia上月指出，在谅解备忘录未获公开的情况下，被转移至瑙鲁人员的未来命运仍面临一系列基本疑问——他们目前持有30年签证及瑙鲁居留权，但诸多关键问题始终没有答案。

该机构移民法委员会联合主席Carina Ford在听证中表示，相关信息严重缺失，例如：在瑙鲁境内犯罪是否会导致签证被取消？30年期限是否始终固定不变？若瑙鲁政府更迭，相关安排将何去何从？

她坦言，鉴于这一问题涉及巨额公共资金，谅解备忘录公开后本可为这些疑问提供答案，“遗憾的是，该文件无法公开”。

Law Council同样对一个关键法律风险深感忧虑：与瑙鲁政府协议的模糊性，是否会引发将难民驱逐回原籍国的风险，从而违背澳洲的国际义务。

在国际法框架下，“连锁推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在此情境下，这意味着澳洲政府可能将部分责任转嫁给一个对禁止推回原则漠然置之的政府。澳洲是否就推回问题对瑙鲁作出了合同层面的约束？是否曾寻求对方提供书面的法律承诺？这些问题至今无从查证。

Law Council主席Tania Wolff在调查中指出，摆在委员会面前的证据已充分证明，现行安排造成了严重且不可逆转的伤害，而在耗费巨额公共资金的情况下，却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这种伤害不会持续。

Wolff进一步警告，澳洲不得将非公民间接遣送至其可能遭受伤害的地方，包括澳洲已知或有合理理由怀疑第三国会将当事人驱逐回其原籍国的情形。她表示，“澳洲不能可信地声称对这一风险毫不知情”。

瑙鲁总统的争议表态

Wolff的证词指向了一件颇为蹊跷的事件。去年，瑙鲁总统David Adeang接受当地政治工作人员采访的内容发布在Facebook上，时间正值Adeang政府与艾博年政府就NZYQ群体签署新谅解备忘录后不久。

采访以瑙鲁语进行，全球使用者寥寥数千人，其重要性因此最初未引起关注。澳洲政府随后委托完成了英文翻译，并对其发出长达十年的禁止公开令。

另一份独立翻译由Asylum Seeker Resource Centre委托制作，提供给绿党参议员David Shoebridge和独立参议员David Pocock，并于去年11月载入Hansard。

根据该版本翻译，Adeang表示：“如果我们说30年，那就是30年。当然，除非我们，你们的政府，找到办法让他们迁移，比如，他们可以回家。”

上月公开听证会上，工党参议员Dorinda Cox对这一翻译的准确性提出质疑。然而，Law Council成员认为，Adeang对被转移者身份的界定存在根本性错误——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知。

Carina Ford向委员会指出，NZYQ群体中绝大多数乃至几乎所有人均已被认定为难民，无法遣返原籍国，因此总统的表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明显有误。她强调，某人曾犯下罪行，并不意味着澳洲就此免除了相应的国际义务。

高达逾9亿的合同，百人岛上的监管

参议员Shoebridge认为，由公共资金支撑的合同规模之巨，理应换来相应的透明度。

目前，澳洲政府与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IHMS）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价值1.06亿澳元的医疗服务合同。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Corporation（MTC）Australia——美国大型监狱服务商的子公司——则拿下了一份价值7.86亿澳元的安保合同，有效期仅至2027年9月。而此时瑙鲁岛上，需要这两家公司负责的被转移者，不过约100名。

Shoebridge表示：“当数十亿公共资金投入某项安排时，公众有权了解该安排的具体内容——在这里，就是谅解备忘录本身。这一要求并不过分。”

IHMS和MTC Australia的代表均极力表明，其在瑙鲁的本地分包过程经过了严格的尽职调查，并参照了前国防部秘书长Dennis Richardson的相关建议。Richardson受委托调查政府离岸处理合同的合规性，其报告于2024年公布。

金钱、腐败与“眼不见，心不烦”

然而，撇开采购流程与财务合规不谈，瑙鲁的特殊性依然如故。这是一个极度孤立的微型岛国，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而支撑其“主要产业”的，正是澳洲的移民政策。

本报十余年来持续追踪报道澳洲资金对瑙鲁社会造成的结构性扭曲，以及服务合同背后政治操控的痕迹。

《星期六报》曾掌握证据，显示澳洲政府协助瑙鲁政府对政治对手实施非法黑名单；九号报业关于合同不当行为的报道，则直接触发了Richardson审查。

岛屿面积极小、权力高度集中，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巨额预算注入如此狭小的政治生态，势必加速腐败滋生，并巩固那些最可疑人物的权力地位——这已是过去十余年间反复印证的规律。

Human Rights Law Centre法律副主任Laura John在调查中梳理了一段沉重的历史：12年前，参议院委员会发现澳洲政府未能履行保护Manus Island被拘留者的职责。

11年前，政府自身委托的Moss审查揭露了在瑙鲁被拘押妇女遭受性虐待的大量事件；10年前，《卫报》发布包含逾2000份事件报告的“瑙鲁档案”，揭示了离岸虐待的真实规模。

9年前，参议院委员会再度得出结论，认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与漫长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瑙鲁和Manus Island上大规模记录在案的虐待、自残与忽视问题。

8年前，时任瑙鲁唯一独立心理健康服务提供机构无国界医生发布报告，揭示岛上极端程度的心理健康危机。

7年前，澳洲议会通过医疗转移法，为身陷离岸困境的人提供了获得医疗撤离的最后出路。

Laura John总结道：“正是这种虐待、不当对待与保密的历史，为系统性腐败的滋生创造了温床。”

保密在治理中有其必要性，但公共利益豁免在此已被泛化援引，且始终未经任何独立检验。每一次豁免背后，都是利润丰厚的合同；而此前的政府报告，早已将这些环境定性为“高风险环境”。

两周后，委员会将提交最终报告。各方期待报告能就当前这套保密、巨额资金与“高风险环境”叠加的运作模式，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