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专家：即便房价下跌9%，也只会回到2024年9月的水平

在议会即将进入五周冬季休会前夕，工党内部人士因种种迹象而感到振奋：政府已摸清一国党的底细，而联盟党则步履蹒跚。

新财年于本周三开始，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似乎已启动一项巧妙布局：用一系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消息，抵消预算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难以维持生计才是选民最大的担忧。

财长Jim Chalmers表示，政府正利用执政优势提供生活成本援助。他说，化解选民愤怒的最佳方法是真正的变革，而工党正在住房市场和税收体系方面落实这些变革。

政府的看法是，既得利益集团所警告的可怕后果将逐渐消散，因为选民的实际体验不会与那些歇斯底里的言论相吻合。那些已从慷慨税收优惠中受益的人不仅不会失去这些好处，数百万澳洲民众更将在未来几个月直接受益于收入增加。

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住房可负担性。Cotality研究主任 Tim Lawless 表示，即便在这些改革公布之前，住房市场已在走弱，但改革“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信心”。

澳洲研究所经济学家 Matt Grudnoff 表示，拍卖清盘率急剧下降，只是因为卖家和买家未能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卖家的预期尚未改变，但市场稳定后，一旦人们更清楚房屋的实际价值，“清盘率就会再次回升”。

他预计，即便房价下跌9%，“也只会让价格回到2024年9月的水平，不会更低”。

这就是有助于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的样子——政客们只是没有胆量承认罢了。

即便在加薪、适度减税、企业优惠以及调整后的汽油和柴油成本减免生效之前，民意调查就已显示，政府的表现远比其批评者想让人们相信的要好。

总理表示，他的政府专注于“为澳洲民众带来真正的变革”，并列举了公私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议题，包括整整六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让首次购房者更易入市，以及对Medicare的重大投资，“包括将紧急护理诊所设为永久性设施”。

民调结果似乎也印证了总理一位最资深顾问的看法：韩森（Pauline Hanson）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对一国党的信誉而言是一个分水岭——而她表现得非常糟糕。

这位顾问认同民调专家 Kos Samaras 的评估：这次演讲让人们得以窥见，如果韩森对政府政策拥有一定话语权，现实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Samaras 认为，她对带薪育儿假的反感、在薪资和工作保障问题上站在雇主一方对抗工人，以及将“单一文化”置于多元文化主义之上，这些已“不再只是情绪或感觉”，而是可与民众生活相对照的立场，对手可借此追究她的责任。

这位工党顾问表示，韩森强调的许多怨气，与困扰民众的实际担忧相去甚远。

《卫报》Essential 民调发现，一国党的支持率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比工党提升后的首轮票选支持率低四个百分点。民调专家 Peter Lewis 表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可能正趋于平稳。

该调查还发现，澳洲民众强烈反对一国党的许多关键提议：仅10%的人支持关闭联邦卫生部，结束多元文化主义获得20%的支持，关闭公共广播机构同样不受欢迎，审查劳动法以赋予雇主更多权力仅获得18%的支持。

韩森试图在议会中收回她在新闻俱乐部所说的“澳洲人必须生活在同一把文化大伞下”的言论，转而引用澳洲国家足球队为例——这支球队由来自不同背景、文化和国家的人组成，却能在同一套规则下团结一致。

这正是大多数人对澳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但当韩森接着说，我们应该“让 Paul Hogan 和 Norman Gunston 回归”，因为“这些是澳洲单一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且它们毫无排他性”时，她的澄清反而变得更加含糊不清。

Gunston 是喜剧演员 Garry McDonald 创造的角色，人气在1975年达到顶峰；Hogan 则是1980年代的明星。

《澳洲金融评论报》联系到现年86岁、与儿子住在加州洛杉矶的 Hogan。他直言，韩森显然活在过去——他确实代表某一种类型的澳洲人，但暗示其他人也需要看起来、听起来像他一样，实在荒谬。

Hogan 表示，正是移民以及不同的文化习俗造就了今天的澳洲。他的表态有些矛盾：一边说如果韩森真想要单一文化，“那她就是个傻瓜”，一边又补充“太过分了，如此种族主义”。

“这听起来非常像这边这个愚蠢的家伙，特朗普。”他说。

本周共发布了五项民意调查，工党在所有民调中都获得更多支持。一国党在四项民调中下滑，一项中上升；联盟党在三项中下滑，一项持平，一项上升。

尽管下届大选还有两年，自由党和国家党糟糕的民调结果，已让联盟党前座再次出现分歧。南澳议员 Tony Pasin 上月似乎暗示，下届选举可能在部分席位与一国党达成互不竞争协议。

本周，来自悉尼外围选区的议员 Melissa McIntosh 告诉天空新闻台，自由党应考虑品牌重塑。她表示，该党不能再对民调低迷置若罔闻：“有些人认为我们固守过去，我们的政策需要与当今和未来的澳洲产生共鸣。”这番公开表态激怒了不少同事，其中一人将其形容为无益的“一时脑抽”。

自由党在新闻民调（Newspoll）中创下历史新低的首轮票选支持率，令党魁 Angus Taylor 在悉尼2GB电台接受了一次异常强硬的采访。

主持人提醒他，前任 Sussan Ley 就是因支持率跌至18%而被免职的。“四个月过去了，你推出了政策，让联盟党重新团结起来，而你现在的支持率是17%。”面对同事还能给他多少时间的提问，Taylor 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重建信任需要时间，尤其是考虑到莫里森政府在疫情期间背弯了自由党对小政府的信念。

Taylor 的潜在竞争对手 Andrew Hastie 似乎愿意给这位领袖充足的时间——至少到年底，届时他希望联盟党在 Taylor 领导下的政策制定能接近完成。

在品牌重塑问题上，Hastie 与 McIntosh 意见相左。他表示，该党拥有82年的政治资本,“我们不会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放弃阵地、举手投降”。他认为，人们清楚自由党是谁，关键在于提出人们真正关心的政策。

艾博年及其内阁同僚确信，Hastie 就是他们在下届大选中要面对的自由党领袖。不过也有评估认为，他必须克服巨大的内部障碍，尤其是在 Ben Roberts-Smith 战争罪行风波上所持的原则性立场。

Hastie 已与党主席艾伯特（Tony Abbott），以及 Kerry Stokes、Gina Rinehart 等亿万富翁支持者闹翻。外界普遍认为，他们不会对这位前澳洲特种空勤团（SASR）指挥官接任党魁坐视不管。

至于该党的身份认同，绿党参议员 Sarah Hanson-Young 表示，关于自由党品牌重塑的讨论已经有了定论——“它的名字就叫一国党”。她说，右翼正在重新结盟，个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希望成为这个“新右翼”的一部分，还是支持别的什么。

Hanson-Young 关于传统自由党已不复存在的观点，并非没有依据。“自由”元素的消亡由来已久，对温和派的打压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

然而，该党目前的萎靡不振，程度似乎与过去败选政党所经历的不同。一位工党资深人士说，工党在霍华德（John Howard）1996年的压倒性胜利中惨败，也曾在1975年和1977年向Malcolm Fraser投降，“但我们仍然知道我们代表了什么”。

本周，艾博年在议会中直指这种身份危机，嘲讽“三个右翼政党”。

他说：“我们有一个不自由的自由党，一个不代表全国的国民党，还有一个想分裂国家的一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