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大砍移民，宣扬单一文化，获澳洲首富力挺……韩森崛起速度为何如此迅猛？（组图）

澳洲知名原住民学者，人类学家及公共评论员Marcia Langton在The Saturday Paper发表题为《韩森还能被阻止吗？》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30年来，韩森以民粹主义、排外仇恨和“受害者”形象为核心，不断变换攻击少数族裔/宗教/边缘群体，打造了一套近似“原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却因主流媒体失职、两大党绥靖纵容以及富豪资金支持而不断壮大，其支持基础扩大数倍。

全文如下：

三十年来，一国党党魁韩森（Pauline Hanson）那套带有浓厚民粹色彩、充斥着谎言的政治说辞几乎从未改变。

这些言论无非是其个人怨愤的放大版，精准投射给那些渴望将自身不满归咎于特定族群或宗教的特定受众。

遗憾的是，原本应当对她进行舆论监督和政策质询的媒体与政客，如今已集体失职。

尽管人人都清楚，她所承诺的政策若要落实，不仅需要采取残酷且违宪的极端手段，更会给国家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但她的选民基础依然在过去三十年里翻了至少三倍。

长期以来，韩森成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殉道者”的悲情形象。在这场精妙的“受害者政治秀”面前，澳洲许多主流媒体似乎失去了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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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全国新闻俱乐部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面对韩森荒谬的逻辑和漏洞百出的陈述，现场记者本可以当面戳穿其谎言，最终却近乎默许，未提出任何实质性质疑。

对韩森而言，她只需要无视舆论的短暂愤怒——因为在澳洲政治生态中，公众的愤怒总是转瞬即逝，而她只需耐心地“比愤怒活得更久”即可。

上周，韩森终于在演讲中说出了她为之铺垫了三十年的一席话。她公然宣布：澳洲必须实行“单一文化”。

在她的极右翼愿景中，容不下任何温和的多元差异。未来澳洲应当只有一种主导文化，而其他少数族群文化要么被强行同化，要么因资金被断绝而自生自灭。

她用那种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乡音的平民式口吻传递这一主张，听起来就像一个“受够了现状”的普通女性在发声。

正是这种极具欺骗性的民间形象，让一套本应被视为教科书式“原型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的政治纲领，在不少选民耳中竟然成了所谓的“普通人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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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原型法西斯主义”，指的是借鉴了经典法西斯主义核心手段的政治运动。

其特征显而易见：物色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作为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建立凌驾于党内民主之上的个人绝对领袖权威、公开蔑视多元文化及国际组织。

它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它尚不具备彻底推翻国家宪政秩序的革命野心。

以此标准衡量韩森的政坛履历，两者的契合度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几乎分毫不差。早在她担任 Ipswich 市议员期间，这种危险的倾向就已经初露端倪。

回顾过去三十年，韩森攻击的对象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煽动排外的逻辑却始终如一。

1996年，韩森在议会发表首次公开演说，抛出骇人听闻的“澳洲正被亚洲人淹没”论调，声称亚裔群体“自建社区且不愿融入”。

到了2006年，她将矛头转而对准非洲移民，指责他们带来疾病且对社会“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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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返参议院后，她迅速复制了这一仇恨套路，称澳洲正面临“被穆斯林淹没”的灭顶之灾。

今年二月，她在专访中公然宣称“世上没有好的穆斯林”，引发舆论大哗后，她虽做出口头道歉，却又随即表示“绝不退缩”。

如今，跨性别的澳洲人群体成为了她最新的攻击靶子。在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她指责该群体企图利用几乎无孔不入的监管机构，去推行一套旨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识形态。

与其说韩森关注具体政策，不如说她掌握了一套高效的造谣公式：锁定一个少数群体，将其钉在导致国家衰退的耻辱柱上，随后鼓动支持者去摧毁所有保障其权益的安全网。

在一国党内部，对韩森的“领袖崇拜”绝非一种形容，而是被赫然写进了党章。

2017年8月，一国党修改党章，明确允许韩森可以“在自愿的期限内”终身担任党魁，并直接指定可无限期任职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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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公然破坏民主的举动，当时就在党内引发了强烈质疑。一位前党主席透露，由于不满这种走向“独裁”的修宪行为，他曾以模仿法西斯礼的方式对最终草案表达了极度嘲讽。

而韩森本人则理直气壮地辩称，解散底层的分支机构，完全是因为普通党员只会给她“添麻烦”。

唯一让韩森的民粹政治有别于纯粹法西斯主义的，是她尚未提出要废除民主议会。她依然参与选举，也接受参议院议事规则下的惩戒处分。

然而，全球威权主义研究学者警告道，这种“借民主之形、掏民主之实”的运动，反而是最难被识破的。

它们往往通过温水煮青蛙式的策略逐步侵蚀民主体制，很少会留下能够让大众瞬间惊醒、进而予以断然拒绝的绝对越轨行行径。

驱动这辆庞大政治战车的，绝非只有空洞的口号，背后更有不可估量的金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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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首富Gina Rinehart曾多次动用私家飞机，将韩森送往海湖庄园参加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

今年，Rinehart更是慷慨赠予韩森一架价值150万澳元的专用竞选飞机，并协助一国党筹集了数百万澳元的政治资金。

目前，Rinehart本人对一国党的注资并未设上限，具体账目直至明年二月才会向社会公开。

值得玩味的是，Rinehart庞大的矿业帝国继承自其父亲 Lang Hancock，后者曾于1984年公然提出“在原住民社区水源中下药以实现绝育消亡”的荒谬主张。

尽管我们不能以此推定Rinehart本人目前持有相同立场，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笔依托于开采自然资源、天生对原住民土地产权抱有敌意的巨额财富，如今正在全面资助韩森旨在拆解社会少数族裔保障制度的政治企图。

澳洲社会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什么在民调中，甚至有高达三分之一的澳洲选民更青睐韩森来担任总理？

回望过去三十年，我们究竟错过了哪些本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岔路口？她真的无法被阻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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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旨在约束边缘政治的防御机制曾短暂发挥过作用，但终究为时已晚。当时，在其歧视原住民的言论曝光后，自由党虽然剥夺了她的候选人资格，但印有她名字的自由党选票早已分发。

根源上的失误发生得更早。自由党的党内预选审查机制极度失责，未能及时甄别出她在担任 Ipswich 市议员期间多次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

如果大党在最初阶段能实施更严格、审慎的候选人尽职调查，韩森的名字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在大众选票上。

然而，更深远的错误发生在韩森当选之后。时任澳洲联邦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拒绝公开谴责她的极端立场，反而将她的崛起描述为“破除政客虚伪和政治正确”的标志。

这种有意而为的政治绥靖破坏了底线。作为对党内拥有绝对权威的总理，霍华德选择纵容而非孤立韩森，在客观上为她的合法化铺平了道路。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比当年预选失误更为重大的历史性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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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当霍华德吸收了韩森的排外民粹策略、用以塑造自己强硬的难民庇护政策后，联盟党便从2016年起，在这条道路上一退再退，最终全盘缴械。

回顾历史，1998年的大选曾提供过一次成功的阻击范例。彼时，联盟党、工党及其他小党派通过联合拨票（preference flows）策略，成功将首选票率最高的韩森挡在 Blair 选区之外。

同年，艾伯特（Tony Abbott）发起了“澳洲政治诚信信托”，试图以法律诉讼瓦解一国党的组织架构。

虽然这在短期内重创了一国党，但也意外坐实了韩森自拟的“受系统性迫害者”形象，为她日后大打“弱者悲情牌”提供了口实。

2003年，韩森因涉嫌选举欺诈锒铛入狱，服刑11周后在上诉中被一致推翻罪名。这一司法的深度介入非但未能彻底盖棺定论，反而完成了对她“政坛殉道者”身份的终极加冕。

出狱后不到一年，她便以极高的全国关注度杀入了热门娱乐综艺《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决赛，成功完成从落魄政客向大众娱乐明星的华丽转身。

2016年韩森重回参议院后，传统大党正式选择向现实低头。它们开始公开与韩森谈判、拉拢其选票，合力通过削减福利法案，甚至以支持一国党的企业税减免优惠来换取其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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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极右翼边缘政治“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短视交易，彻底摧毁了遏制韩森的最后大门，也将澳洲政治一步步推向了如今脱轨的边缘。

2018年，韩森在参议院抛出了一项耸人听闻的动议，附和了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标志性煽动口号“做白人没问题”。

荒谬的是，执政的联盟党参议员竟然投下了赞成票，直至引爆社会广泛声讨后，才极其狼狈地辩称那是“行政误操作”并紧急撤销投票。

这种在强大公众压力下才被动做出的纠错，恰恰证明了建制派的软弱无能。正是联盟党当年的唯唯诺诺，一步步将韩森送上了如今不可一世的政治舞台。

在这场政治闹剧中，传统媒体同样难辞其咎。他们为了流量将韩森过度娱乐化，源源不断地为她提供发声舞台，更未能做到基本的事实核查，任由其谣言如病毒般传播。

韩森天生就极度擅长美国共和党策略师班农（Steve Bannon）所提倡的“用垃圾信息灌满舆论场”的舆论战手法。

在巨额资金的加持下，如今一国党通过精巧的线上广告、洗脑动画、梗图（meme）和水军机器人账号，彻底攻占了社交平台的算法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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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森只需用一贯那副受伤、颤抖的无辜腔调，日复一日地向她的信徒碎念着那些关于“亚裔入侵”、“黑工泛滥”、“多元文化毁国”等陈腐阴谋论，兜售这一套对现代文明荒诞不经的恐惧。

在过去的两年里，澳洲政治精英阶层本有用严肃方案对抗韩森的机会。包括独立候选人 Michelle Milthorpe、知名媒体人 Paul Bongiorno 在内的有识之士，都曾提出过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防御思路：筑起政治红线，拒绝拨票，断绝一切政治交易。这一策略此前在欧洲阻击极右翼势力时曾取得过显著成效。

而更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在于如何在不挑动种族对立的前提下，真正聚焦并解决非都市地区选民的切身现实不满。

正如 Michelle Milthorpe 与 Paul Bongiorno 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地方选民的积怨大多来源于住房紧张、基础医疗不足以及网络覆盖差等具体民生问题。

如果广大基层的民生疾苦能在物质层面上得到直接且系统的回应，韩森那套转移矛盾、寻找替罪羊的煽动技巧自然就会失去大半市场。

Michelle Milthorpe 坚信，大党议员在选举间歇期必须持续深耕基层、在社区中保持存在，才能击退怨恨的浪潮。

不过，仅凭这些举措，是否能彻底消除这些社区被忽视太久的积怨，依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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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韩森那句“传统两党已经辜负了你们”的论调之所以具有骇人的魔力，正是因为广大中下层民众对澳洲长期的两大建制党已经彻底失望。

回顾过去三十年，韩森并非生来就无法被击败，而是在政界与媒体的一路妥协下被养虎为患。

当初，若不是霍华德拒绝公开谴责她从而赋予她话语合法性，若不是联盟党步步退让并与其达成拨票协议，她无法走得像今天这样远。她的极端思维基本未受媒体挑战，甚至被联盟党暗中借调。如今，她更是获得了澳洲首富的雄厚资本支持。

也许没有哪一次单一的行动能瞬间根除她，但过去二十多年间无数个自满、傲慢与短视的政治抉择，终究让局面恶化至此。未来两年需要做很多工作来延缓她的崛起。

正如爱尔兰政治家 John Philpot Curran 那句传世名言所警示的那样：“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