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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凭啥逆袭成香饽饽

2小时前 来源: Vista看天下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这三个“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凭啥逆袭成香饽饽 - 1

“武汉翻身了”“苏州赢麻了”“合肥赚了一个合肥”,AI造富浪潮里,这三个曾在互联网周期里略显落寞的非一线城市突然成了新晋顶流。

在过去电商、社交、内容平台风起云涌聚焦的20年里,三个城市鲜有国民级企业诞生,如今却被发现站在新技术周期的潮头,迎来“高光”。长鑫科技、中际旭创、长江存储等企业爆发背后,中国的城市格局正被重新改写。长期依靠产业转移的城市,也可能重新嵌入和引领全国甚至全球AI产业链的竞争格局。

与此前任何一轮产业浪潮相比,AI的风刮得更为剧烈。网友纷纷羡慕“别人的家乡”,@自己的城市,希望造富神话能离自己更近一些。这三个城市是怎么逆袭的?它们的模式能否复制?普通城市如何靠拼搏与眼光,改写命运?

这三个城市“赢麻了”

最近,有三座城市因为诞生明星企业,频上热搜,成为网友眼里“别人的家乡”。

最先靠存储出圈的是合肥。5月的一个周末,长鑫存储(以下简称长鑫)更新了IPO招股书,今年一季度,长鑫首次盈利,就赚了247.62亿元,超过了制造业同行里最会赚钱的宁德时代,这份利润放在互联网公司中比较,也已接近同期阿里巴巴的盈利水平。

按照目前A股芯片板块“梦幻”的股价走势,一些券商相当自信:“长鑫估值必超2万亿元!”这意味着,它一上市,就有机会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企业。根据合肥市官方发布的数据,2025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42万亿元,媒体纷纷报道,“合肥靠长鑫赚回一个合肥”。

戏剧性的是,2024年,这家公司全年还净亏损78.7亿元;到2025年底,累计亏损高达366.5亿元。

长鑫一夜之间成为顶流,是股民心中新的圣地,有人出差去合肥,哪怕驱车30公里,也要来到偏远的经开区“朝圣”,到长鑫科技园区转一圈,保佑自己打新中签;接着又去对面的空港产业园,仔细盘点给长鑫做配套的上游设备商,看到有自己重仓的股票,才安心离开。

和三星、SK海力士之于韩国类似,在长鑫工作,意味着拥有一种体面的社会身份。网络上流传的相亲视频里,红娘话音刚落,一位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骄傲地说出自己在长鑫上班,台下一片哗然,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底气。

跟着光模块浮出水面的城市是苏州。

过去一年多,A股市场光模块自低点以来涨幅超过5倍,在股市里热得发烫,其中大多数光公司都聚集在苏州工业园,这片园区面积有278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城区体量。

这里孕育了光模块龙头企业中际旭创。该公司的产品漂洋过海,为英伟达等硅谷AI巨头提供一种细小的光通信组件,加快模型训练数据传输。目前中际旭创总市值已突破2万亿元,稳居A股前10。在苏州,还能找到市值4798亿元的东山精密、3442亿元的天孚通信、2422亿元的联讯仪器……这些公司共同掌控着A股财富密码。

一代人有一代的电子厂。苏州光模块工厂也取代郑州富士康,成为年轻人进厂的首选。他们提桶赶来,排队面试,吸引年轻人的是“订单稳定、月薪8000元以上”。

长江中游的九省通衢武汉,同样被AI推到聚光灯下。

长江存储启动IPO后,市场慷慨给出上万亿元市值预测,要知道,截至今年一季度,A股历史上,市值突破万亿的公司也仅有过13家。

长江存储所在的中国光谷,面积是苏州工业园的两倍,这里同样不缺令人眩晕的财富故事,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光迅科技等被称为“光谷七星”,它们的股价轮番暴涨,最新一幕是长进光子,6月上市首日股价涨超1500%。

合肥、苏州、武汉是三个典型的新一线城市,没有北上广深那么充裕的资金和人才,也没有品尝到互联网时代的甜蜜红利,在过去电商、社交、内容平台风起云涌的20年里,鲜有国民级企业诞生。但在AI时代,一批明星公司却批量诞生在这些城市,背后是地方政府、国资,多年来主动作为的结果。

长鑫背后,赢麻了的是合肥国资。10年里,长鑫一直亏损,合肥国资相关方为它长期输血,直接股权投资累计400亿元。随着长鑫IPO,合肥多年坚守得到回报或超过25倍,账面资产增值到近万亿元规模。苏州国资在天使轮投给中际旭创的千万元级别资本,回报也远超百倍。长江存储更是与武汉绑定,湖北、武汉国资股权占比超过四成。

但比起账面上的投资回报,明星公司对城市的影响更为深远。AI造富不只属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高薪岗位和财富效应,也在向其他城市扩散。

前长鑫科技工程师徐海记得,过去,即使是被合肥捧在手心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毕业生也是批量北上,如今合肥也开始吸引985高校毕业生主动前来求职。今年秋招,长鑫不少岗位的招聘门槛提高到211硕士,有的甚至要求填写高考成绩。它从中科大出发,一路招到北京大学,所有招聘场次都爆满,应聘的人直接溢出门外,毕业生排队奔向合肥。

这些留下来的高学历人才,支撑起了城市最高的消费力。

据融中财经,春夏之际,一大批光模块高管、核心员工减持股票,苏州又多了一波富豪。单中际旭创2000名持股员工,平均身价就有3100万元,他们走进苏杭豪宅售楼处,大手一挥买下总价3000万~8000万元的豪宅。而武汉高新产业聚集的光谷,房价站上城市高地,均价达到1.5万元/平方米。

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城市正逐渐嵌入全国乃至全球AI的产业链,它们摆脱了长期承接一线城市产业转移的发展轨迹,正站上浪潮,与诸多大城市一起,塑造未来。

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住在长飞光纤附近。每到傍晚,他都能见到红色的货车一辆辆排列停在路边,车上放着巨大的木头圆桶,里面包裹光纤。海量的模型训练数据,要靠这种细小的玻璃纤维光脉冲传递。这些货车昼夜不停地驶出武汉,奔向一个个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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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圆桶里面包裹着光纤,长飞光纤的产品正在运送中

当三座城市的明星企业,股价轮番上涨,各地国资投资战绩在全网引发一轮又一轮的宣传,就会有网友@自己的家乡,鞭策询问“你们在干嘛?”“投了哪些企业?”

人们羡慕的并不只是三座城市赚了多少钱,它们证明了一件事,即便没有北上广深的先天条件,一座普通城市,也有机会靠拼搏与眼光,改写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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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装腔启示录》

普通二线城市的命运

像诸多城市一样,没有一线城市的资源禀赋,合肥、苏州、武汉各有各的烦恼。“全国最大县城”“苏州‘梅友’机场”“孔雀东南飞”等网络调侃背后,是这几座城市曾经的尴尬处境。

风头正劲的合肥,过去很长时间在省内都不能服众。长江和淮河流过安徽,泾渭分明地将安徽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皖北带有更浓厚的中原色彩;皖南比邻长三角,与南京联系紧密,有人说南京才是安徽人的白月光,真正的“徽京”。一直以来,合肥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偏小,没有产业基础,留不住人才,也吸引不来资本。

早年间,合肥的城市面貌被吐槽“土”,“出了火车站就像进了县城”。网友调侃:“合肥是唯一一个让你分不清城里和乡下的省会。”

就业市场最直接反映了城市差距。2021年,北上广深互联网、新能源、新消费如火如荼,高薪岗位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同一年,徐海工科专业毕业,首选是回家乡合肥。但当时的合肥,就业岗位基本只有电销,属于“孙悟空来了,都要打两个电话”。最终,他去了芜湖,因为那里有奇瑞汽车,聚集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同作为省会,武汉处境更好一点。它是湖北举全省之力托举出来的,武钢的高炉、东风的汽车产线、长江边的码头厂房,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的重工业底色。

但互联网时代到来,财富开始向东部沿海城市集中,武汉也逃不过被北上广深、尤其是深圳虹吸的局面。

武汉心中的痛是,培养出来最好的人才都被“掐尖”了。武汉有83所高校,本科院校数量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每年还稳定培养十几万研究生,只是这些高材生,一毕业,就像候鸟一样往1000公里外的深圳“迁徙”。民间甚至流传着一句玩笑话:“湖北人的成年礼,是一张通往深圳的车票。”据《中国城市大变局:解读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与武汉对比,广东、上海的高校毕业生70%以上留在本地就业,而四川大学也有超过一半的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

武汉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留人,送人、送钱、送户口,要想留住人才,还得靠能 provide 高薪岗位的企业和产业。

两座中部城市面临的是相似的困局。每一轮产业浪潮,往往都率先从东部兴起,资本、人才和机会随之聚集,二线城市逐步变得既缺资金、又缺人才,留给它们最现实的发展路径通常是承接产业。

比如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产业不断向外扩散,合肥抓住机会引进家电制造,荣事达、美菱、海尔、美的等相继落地,在合肥形成产业集群,总算给城市打下了工业基础;武汉则承接了富士康、联想、天马微电子等电子信息工厂项目,成为中部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

这样的发展路轨迹,许多二线城市都曾走过,依靠承接产业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扩张。问题在于,很容易望到天花板。苏州就证明了这一点,它一度将承接上海产业链这项技能练到了满级,也最早意识到,仅靠承接产业,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

苏州是最早提出“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实行错位发展”战略的城市。上海完成制造业资本积累后,慢慢将产业外移,相邻的苏州等长三角城市跟着上海喝汤。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周末,上海的工程师们就纷纷坐上小巴、小汽车,穿梭于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通过周末兼职输出知识和技术。苏州的乡镇企业里,“星期天工程师”调设备,解决技术问题,为共同塑造苏州强大制造业基础做出早期贡献,如今苏州工业产值常年列在全国前三。

但靠近上海,既是苏州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的一个心病。它和上海形成了一种典型分工:总部在上海,工厂在苏州;研发在上海,制造在苏州。比如不少女生618下单的欧莱雅,商品基本是从苏州工厂发出的,品牌总部设在上海;上海聚集着上汽、特斯拉等整车企业总部,而大量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苏州昆山;上海张江汇聚着中微公司、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半导体龙头企业,苏州则承担封装测试等下游环节。

这种分工让苏州始终生活在上海的光环之下,虽有最强的工业制造群,但迟迟没有叫得上名字的大企业。Wind显示,2025年年初,苏州的A股上市公司中,总市值超过500亿元的仅3家,还没有超过千亿元的公司。苏州至今没有机场,本地人通常需要去上海坐飞机,这种“依附”关系也让网友调侃:“苏州‘梅友’(没有)国际机场直达航班很少,99.99%需要转机。”

作为国内单位面积产出效率最高的产业园区之一,苏州工业园区早期借鉴了新加坡雁型模式,吸引AMD等跨国企业把工厂搬到这里,但本质依旧是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不差钱的苏州一直很清醒,如果只是靠产业转移,那就没有更大的未来。

搭上AI浪潮的草蛇灰线

一批二线城市,怀揣着不甘心,开始主动引进企业。既然城市本身缺乏足够吸引力,比起单纯招商,政府直接下场做投资人,果断用真金白银入股心仪企业,换取落地机会。

最初,二线城市能争取到的项目有诸多妥协。

2008年合肥市政府拿出1/3的财政预算,引入深陷面板寒冬中的京东方,为了凑钱,合肥市政府甚至考虑把在建的地铁工程暂停。

京东方的故事虽然动人,但放在当时,面板产业远称不上最耀眼的赛道。彼时,北京享受着互联网浪潮带来的红利;上海汇聚着金融资本与跨国公司总部;深圳则成长出华为、腾讯等科技企业。京东方落地合肥补缺了工业产业链,但不足以令多数城市艳羡。

时间的美妙之处在于,当下发生的事像是在湖面投下一个石头,浪花清晰可见,但更大范围的涟漪通向何处,会更晚显现。京东方落地合肥的那一刻起,合肥就在形成一种颇有辨识度的城市气质:敢闯敢拼。

这种气质也吸引了长鑫科技创始人朱一明。

长鑫科技落地合肥,经常被讲述成一个“雪中送炭”的故事:合肥在无人问津时押注长鑫,最终获得丰厚回报。如果回到产业环境,落地合肥更像一次双向选择。

朱一明的履历无可挑剔,彼时,作为归国学霸,他已经打造出芯片上市公司兆易创新。2016年创办长鑫,是因为他想攻克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这一中国半导体最难突破的环节。为此,他甚至立下军令状:“长鑫盈利之前,不领工资、不拿奖金。”

当时,半导体也是大国“芯”事,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叶青记得,那时候各地政府纷纷涌入半导体赛道,希望打造芯片奇迹。狂热之中,长鑫从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项目,毕竟国家背书的大基金、阿里、小米都在早期入股了。

愿意掏钱的政府几乎不可能只有合肥一家。朱一明回忆,选择合肥,是自己被京东方的故事触动颇深,城市发展的决心,让朱一明共鸣。33岁那年,他辞掉美国高薪回国的原因也是,“依附他人平台,实现不了自己的技术想法”。

他相信,京东方的成功可以复制。更关键的是,和曾经布局集成电路产业最终失败的城市相比,“合肥没有历史包袱,地方政府没有投资失败的阴影。因此成功率更高一些”。

与合肥一样,能搭上AI,苏州也有许多草蛇灰线,真正改变命运的节点看起来很普通,最初只是一些零散播下的种子。

在合肥引入京东方同一年,刘圣刚好回国,他想做的是光模块,这一赛道被多数民营VC视为高风险方向,他在创业之初饱尝冷遇。还是苏州工业园区旗下创投平台元禾控股出手,牵头投资了3000万元,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才得以创建。2017年,苏州旭创通过“反向并购”名为“中际装备”的上市公司,实现了自身的上市。上市公司更名为“中际旭创”,如今是A股股王。

能投中刘圣并非完全无心插柳。2006年苏州首次将“自主创新”确立为核心战略。到2010年左右,抱着宁可错投、不能放过的逻辑,将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三大方向列为重点产业,几乎把热门领域一网打尽。

在生物医药风口时,这里就曾爆发了信达生物等本土企业,吸引了恒瑞医药等外来巨头重仓布局。而与此前任何一轮产业浪潮相比,AI的风刮得更加剧烈,只要训练大模型,都离不开中际旭创的核心光模块产品,苏州随之迅速升温。

人们羡慕一座城市的“运气”,也是羡慕关键节点那些敢于承担,具备魄力的政治强人。

叶青告诉每日人物,合肥成为“最牛风投城市”背后,离不开前市委书记孙金龙。

2005年,他到任合肥市委书记时,合肥GDP仅589亿元,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倒数第一,要啥没啥。他提出的“工业立市”四个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孙金龙的底层逻辑残酷且清醒:一个一无所有的内陆城市,没有互联网基因,没有金融底子,想逆天改命,唯一的路,就是走最苦、最累、但也最扎实的硬核工业。

为了体现招商决心,他把自己的秘书,直接派去当了招商组长,成立招商铁军。2008年,又赌上财政收入引进京东方。“人们怀念的从来不是什么风投神话。是那种敢为一座城赌上乌纱帽、砸锅卖铁杀出血路的实在人。”

而武汉光纤事业的起步,离不开赵梓森院士的关键推动。早在1973年,他便前瞻性地提出开展光纤通信技术研究,并指明技术路线。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赵梓森进一步提议在武汉建设光电子产业基地,并于2000年领衔26位院士专家上书,最终促成了“中国光谷”的诞生。

武汉的工业底色,让这座城市在新技术培养过程中耐得住寂寞,丰富的高校资源只要擅用也是其他城市羡慕的优势。赵梓森所任职的武汉邮科院就孵化出了烽火科技,裂变出烽火通信、光迅科技、中信科移动等行业领军公司。

在不够丰饶的土壤中培育产业是漫长的过程,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国资出手,也充满着偶然与风险。不是每一次下注都能获得回报。

合肥曾投资25亿元布局赛维光伏,却没能赶上行业周期;投资20亿元押注等离子面板,最终输给了液晶技术路线;苏州国资曾投资社区团购项目蜜橙生活,试图追赶互联网风口,最后无疾而终。

即使是上世纪90年代就想清楚要做“光谷”的武汉,几大芯片项目也经历过烂尾、技术封锁,一度落入低谷。但这些不顺利的项目,反而变成了继续接住机遇的垫脚石。叶青了解到,中央给长江存储寻找落地城市时,就是看中了武汉打下的芯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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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赤热》

三城模式能否复制?

尽管都是新一线城市,但资源禀赋不一样,三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投资方式。

合肥的风格是敢赌,在没人接手时出手,某种程度也是被逼的。《中国城市大洗牌》一书的作者黄汉城曾对媒体分析,合肥“天生跛脚”,只有冒险,才可能站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沿。

敢赌的背后是合肥极致地追求确定性。2019年,李斌被称为“最惨的男人”,找遍18个城市没人敢接蔚来,合肥接了。也是到第二年李斌才知道,他身边所有汽车圈的朋友都接到了合肥的调研电话,技术研判、政策对标、法务尽调、商务谈判,四条线同时推进,把蔚来和李斌查了个底朝天。

关于长鑫,一位合肥产投负责人做过尽调也得出过类似结论,“我们投的是朱一明这个人,和他背后代表的那个可能性。”

与合肥穷则思变的“敢赌”不同。苏州发挥了江浙有钱、会理财的技能,撒下一张投资大网,去对接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

苏州政府投资经验甚至可以追溯到20年前。这一时期,业内人士形容,“全国只有5个人懂风险投资”,但当时苏州顶着压力,在空白地带摸索。2007年,31岁的何鲲加入元禾控股,这家机构被视为苏州国资创投“试验田”,他在元禾控股搭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体系:有的投天使轮、有的投成长期、有的专注半导体领域。

这类经验推广到全市,苏创投、元禾控股、苏高新金控在创投圈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三巨头”外,苏州还有大量中腰部创投机构,给整个城市创业生态撑起了保护伞。苏州创投活跃到有人形容,“投资机构除了布局北上广深以外,基本都在苏州有办公室。很多平时约不上的同行朋友,也都能在苏州遇上”。

武汉则透着一种“孤独”的韧劲。在叶青看来,武汉既不在成渝经济圈,也不依托江浙沪,它是一座不靠圈、不靠边、只能靠自己的城市。唯一可以倚仗的,是其深厚的高校科研资源,这也正是当年赵梓森提出发展光纤时,武汉能坚定选择的土壤。因为远离城市圈,少了外界的喧嚣与横向比较,武汉反而能屏蔽杂音、心无旁骛地长期坚守,这也是它耐得住寂寞的根本原因。

这批非一线城市的逆袭,也在悄然改变城市发展的逻辑。叶青告诉每日人物,政府过去依赖卖地,如今更多转向产业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带动产业落地,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三座城市都走上了股权财政的路径,但如何走并没有标准答案,且与各自城市的禀赋深度绑定。共同之处都在于,它们都曾不甘心于吃老本,提前布局,敢于抓住历史机遇奋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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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闻女王》

合肥“原生家庭”带着贫穷感,它天然的饥渴,总能识别出不能错过的机遇,这从1969年就埋下了伏笔。那一年,中科大决定迁出北京,选址安徽,并不富裕的合肥以“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的态度,接纳了中科大的落户。从此,中科大给合肥源源不断培育出科创人才。

同样善于抓住机遇的还有苏州。媒体报道,苏州工业园也是“抢”来的。彼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挑选工业园区合作城市,候选者众多。时任苏州市市长章新胜挤上了李光耀的奔驰轿车,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为苏州刷了一波好感度。

这些瞬间的机遇帮助城市完成资源跃升,但城市还需等待数十年的产业机遇,才能完成关键一跃。三座城市都等了至少20年。

与此前任何一轮产业浪潮相比,AI的风刮得更加剧烈,撼动的产业“根基”足够深。从芯片、服务器到光通信,大量基础设施被重构,这些隐藏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让长期处于产业边缘的二线城市,第一次有机会靠近产业核心位置。

但如果没有看到它们的底色,从表面效仿“三城”模式可能会制造新的泡沫。如今,三座城市的光环,也催生出其他地方政府的投资焦虑。一些企业盯上了国资,为那些急需为高新产业园找到业主的国资委,和那些背着招商指标的官员,量身编织了一套产业故事,用以打动资方,这种依赖地方产业基金的模式被解读为“崩老头”式融资。

AI带给城市的红利能延续多久,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探索。

据摩根士丹利分析,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合肥模式的悖论是,工业在加速走向资本密集化和自动化。增长越来越靠设备、靠技术、靠资本投入,而不是靠堆人头。困扰这批城市的新问题是,如何将少数高薪产业红利惠及到更大多数普通人。

至少当下,人的流动正在这几个城市发生。徐海今年从长鑫跳槽到一家合肥芯片设计公司,他感慨,合肥现在也有了更多不错的企业,“没那么卷,也不像长鑫那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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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创世纪》

(徐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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