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学家呼吁：应多发放永居签证，而非临时签证（组图）

“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句话被反复提及，以至于几乎失去了意义。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我们究竟想成为哪种“移民国家”？

持临时签证的人，全面融入澳洲社会的动力较小。图片来源：Getty

是那种将移民视为临时劳动力、经济好时召之即来、政治风向一变便挥之即去的国家？还是那种真正邀请人们在此安家落户的国度——让他们扎根于此，买房、创业、养育子女、加入社团、纳税，并真心关切这片土地的未来？

问题在于，我们现行的移民体系，正在让融入变得越来越难。

从定居体系到临时化常态

战后几十年，澳洲移民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定居”。1960年，永久定居者约占所有长期入境者的79%。而到了2024-25年度，永久签证持有者仅占移民入境者的约16%。临时签证，已成为常态。

历史方向再清晰不过：上世纪中叶的移民是永久性的，今天的移民是临时性的。

1960年，一位年轻的意大利移民踏上澳洲土地，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再离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房、创业，倾注血汗与泪水的动力和意愿是巨大的。

再看今天的印度移民——他们持临时签证下飞机。凭临时身份买房或创业，难度大得多，因为你所有的努力随时可能因签证问题付之东流。

融入并非在幕后自然发生的神奇文化过程，它是由激励机制塑造的。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未来在澳洲，你就会在澳洲投资：提升英语水平、建立本地人脉、了解本地制度、参与社区组织、围绕澳洲需求规划职业，并养育完全融入这片土地的子女。

但如果你深陷临时签证的循环，动机就截然不同了。你仍然工作、学习、付房租、纳税，但始终盯着出口通道。你无法全身心投入一个拒绝对你做出承诺的国家。

数字背后的移民悖论

如今，澳洲接收的移民数量远超1960年代。毕竟1965年时全国人口仅1140万，不到今天的一半，这并不奇怪。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1965年的永久入境者绝对人数（14.8万），几乎是2024-25年度（8.8万）的两倍。

这便是现代澳洲移民的深层悖论——高移民数量，低定居确定性。我们严重依赖移民，却常常犹豫着是否要告诉他们，自己是否真的被长期需要。

永久签证，风险更低而非更高

应该发放更多永久签证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是不计后果地随意发放，也不是在不规划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推进。但答案确实是：应该。

在公众讨论中，永久签证常被视为风险较高的选项。我的判断恰恰相反。

一个设计良好的永久移民体系，比一个过于庞大的临时体系风险更低，因为它让双方都有清晰的预期。移民明确知道规则，国家知道谁将会留下，雇主可以投资于培训，社区可以投资于融入，政府可以为学校、住房、交通和医院提前规划。

临时移民本身并非坏事。留学生签证和背包客签证是两个重要类别，各有其合理功能。持打工度假签证的背包客未必想成为澳洲人，这完全没问题。但来读三年制学位的留学生，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留学生：摇钱树，还是未来公民？

目前，澳洲在经济上主要将留学生定位为收入来源。每位留学生每年支付约4万澳元学费，并创造额外3.5万澳元的经济活动。

若将留学生人数从73万削减至63万，相当于每年损失约70亿澳元的收入。考虑到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留学生在澳工作所得，实际损失约50亿澳元更为准确。

留学生人数应有所调整。图片来源：Getty

目前约73万的留学生存量每年都在更新，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毕业，并在下一年被大致相同数量的新生取代。

如何优化澳洲的留学生构成？收紧英语语言要求和学术资质，可能导致留学生人数下降多达10万人，同时令留学生与本地学生的比例更趋合理。学界通常认为，留学生占入学人数的比例不应超过三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应将国际学生的入学与澳洲未来已知的技能短缺领域挂钩，并为在关键学科就读的留学生提供一条通往永久签证的清晰路径。

这样，我们便能以符合自身标准的资质填补技能缺口，而这些工作者在入职前就已完成相当程度的融入——因为他们人生中三年乃至更长的成长期，都留在了澳洲。

最佳路径：在年轻时招揽，在澳洲培养

这便是移民政策的最优解：年轻时招揽，在这里培养，在这里工作，让他们留下来。

一个19岁的留学生来到澳洲学习护理、教学、工程、建筑管理、网络安全、医学、老年护理或幼儿教育，不只是又一个临时移民，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潜在澳洲公民。

待到毕业时，他们已经懂得这里的语言、职场文化、租赁市场、交通系统、税号、Medicare资格规则，甚至会说“yeah, nah”。

他们在这里有朋友、有职业人脉，可能也在这里坠入了爱河。他们并非在32岁时冷启动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拿到第一份全职工资单之前，他们就已完成了一半的融入。

这理应被视为一项国家资产。

然而现实中，我们往往在学生刚来时将其视为摇钱树，毕业时又将其视为政治负担。大学要学费，雇主要劳动力，房东要租金，政府要出口收入。但一旦留学生要求一条可信的留澳途径，全国的讨论就变得紧张起来。

这是本末倒置。

在国家短缺领域中最优秀的留学生，正是我们最应该挽留的移民。他们年轻，在澳洲接受教育，已熟悉这个国家的社会脉络，并很可能将整个职业生涯用于为澳洲的税基做贡献。

我们不应让他们在无穷无尽的签证循环、延期、过桥签证和积分制不确定性中苦苦挣扎，而应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你在澳洲短缺的领域学习，达到高标准英语水平，完成学历，通过品行审查并找到相关工作，这里就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永久位置。

这种清晰度，也会提升申请者的整体质量。世界上最有雄心的年轻人从不缺选择——加拿大想要他们，英国想要他们，德国、新加坡想要他们，就连政治混乱的美国依然对他们有吸引力。

如果澳洲想争夺全球青年人才，就必须提供的不只是阳光和临时工作权利，而是一个真实可期的未来。

移民改革，必须与住房并驾齐驱

一条清晰阐述的“从学生到永久移民”的路径，也能让政客们更有底气面对选民。

当前的困境在于：政客们知道我们依赖高移民数量——用以填补技能短缺、通过大学学费创收、扩大所得税税基（这反过来构成每年联邦预算的半壁江山以上）——却不敢为每年约23万净增移民的长期平均水平公开辩护，因为他们害怕选民的反弹。

当然，永久移民不能与住房问题割裂开来。当人口增长快于住宅建设时，公众的愤怒合情合理。一个更大规模的永久移民计划，只有配套了严肃的住房供应议程才能奏效。更多的永久技术移民，加上更多的住房、基础设施和更好的规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

值得指出的是，住房短缺不会因改变签证类别而改变——永久移民和临时移民，同样都需要住房。

减少人员流转，增加真实承诺

这正是移民辩论必须走向成熟的原因。呼吁削减移民数量，说来容易，坦率地说也过于简单化。真正艰巨的任务，是设计一个能让国家主动为可预见技能短缺做好准备的移民体系。

澳洲应该做的，是减少人员流转，增加承诺；减少没有出路的临时途径，增加经过精心甄选的永久途径；减少陷入困境的移民，邀请更多人成为国家计划的正式成员。

一个临时移民能填补一个班次，一个永久移民能构建一段人生。以老年护理工作者为例：这个职位可以由一位有机会全面融入行业和社区的永久移民连续胜任超过40年，也可以由数十个各工作几年却始终难以深度融入的临时移民轮番填补。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言而喻。

战后的移民体系并不完美，它有排外元素、同化主义期望，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理解的局限。但它深刻理解一件事：当移民与定居相联系时，效果最好。

如果澳洲需要的是工作者、纳税人、父母、看护者、企业家和公民，就应停止假装临时签证能承担所有重任。我们应该尽早挑选未来的澳洲人，用心培养他们，然后鼓起勇气，让他们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