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谈话不安全？澳公职人员受严厉警告，中国电车被指是“窃听器”（组图）

本文译自CanberraTime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澳洲安全情报局（ASIO）已向政界人士和公务员发出警告：切勿在联网汽车内讨论机密或敏感信息，因为这类车辆存在被窃听和监视的风险。

对于接触涉密内容的人员而言，这一建议无疑是明智之举。现代车辆本质上是复杂的数据采集器，持续向制造商和第三方传输信息。

一家销售中国产比亚迪汽车的澳洲展厅。图片来源：AAP

在近期一次参议院评估听证会上，ASIO副总监 Lisa Alonso Love 明确证实：由于现代联网汽车会将实时数据回传至制造商，任何车辆——无论品牌或产地——都不是开展敏感讨论的安全环境。这一警告适用于所有车辆，并不针对特定国家。

中国汽车为何格外受关注？

公众的目光主要落在中国制造的汽车上，例如比亚迪、名爵和奇瑞。这种关注有其合理依据：外界对中国《国家情报法》存在正当担忧，该法要求组织和公民在接到协助请求时，必须配合国家情报机构。这种法律层面的结构性漏洞，在国家安全评估中不容回避。

然而，承认理论上的风险，与证实在澳洲销售的消费级车辆中存在活跃的大规模间谍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并无公开证据显示，在澳洲（或其他地方）销售的中国制造汽车正在系统性地收集普通民众或公务员的情报。

对于在竞争激烈的出口市场中争夺份额的汽车制造商而言，从事此类活动将面临严重的商业反噬、监管禁令和声誉损失。

尽管美国和英国已以数据隐私为由逐步收紧对中国汽车的限制，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与过去那些缺乏透明、可信证据的科技禁令如出一辙，华为禁令便是前车之鉴。

所有现代汽车，都是潜在的监听设备

事实上，所有现代汽车都是装在轮子上的计算机。它们通常追踪位置、存储通话记录、通过蓝牙访问手机通讯录，许多车型还配备了用于语音指令和车厢监听的麦克风与摄像头。

欧洲、日本、韩国和美国品牌同样具备这些能力，相关数据也会上传至位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云端服务器——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外国政府、执法机构或商业利益方能否获取这些数据？

风险并不止于行驶途中。即便停在原地，联网汽车也能保持低强度连接，定期传输数据，或随时被远程激活麦克风和传感器。

这意味着，停放在政府大楼、安全设施或官员住所附近的车辆，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隐患。

公务员应当如何应对？

对于在国家安全、国防和外交领域任职的公务员而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机构有必要更严格地审查车队政策、安全规程和操作规范，将车辆视为潜在的监听设备来对待。

实际影响是：机密交谈只应在指定的安全场所进行；通勤、实地考察或出行途中的随意讨论，都需要更强的自律意识。相关机构或许还需加强培训、更新安全防范项目，并针对高级别涉密官员考虑实施车辆相关限制措施，包括规范车辆的停放地点。

谨慎，但不应走向偏执

但这类防范措施需要保持平衡。中国电动汽车加剧了市场竞争，改善了消费者的购车负担，也支持了澳洲向低排放交通工具的转型。

公共部门在制定车队采购政策时，必须审慎权衡成本、环保目标与国家安全因素，而不能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就默认采取宽泛的限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澳洲人，乃至大多数不涉密的公务员而言，更大的隐忧是隐私，而非间谍活动。

消费者有权清楚了解：车辆究竟收集了哪些数据、存储在何处、保留多久、谁可以访问。这些问题同样适用于来自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所有车辆。

此外，外国情报机构若想获取个人详细数据，更可能瞄准个人智能手机，而非车辆——手机几乎全天候随身携带，而大多数车辆只是间歇性使用。

过分强调某一国制造的汽车，可能会制造“恐惧政治”，反而转移了人们对真正系统性挑战的注意力——如何保护澳洲人免受任何联网设备过度采集数据的侵害。

真正的解决之道

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标准、强制性的透明度要求、独立的安全测试以及健全的隐私法规，才是最恰当的应对之策。随着技术和威胁的持续演变，澳洲现有框架已提供了采取相称、基于证据的行动的途径。

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车辆产自中国、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而是澳洲人——尤其是肩负公共职责的人——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不受未经授权的数据收集侵害。有效的政策应聚焦技术本身，而非默认以原产国作为判断依据。

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车队采取更高安全标准是合理之举。但这些政策必须始终基于证据、定期接受审查，并与实际风险相称。

审慎的风险管理，应当同时指导个人行为与部门政策——公务员需保持警惕，但不能让担忧妨碍正常工作，或不必要地限制澳洲获取有益技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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